为什么不少解放战争时期的高级将领在1955年没有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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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1965年撤销。后来,为便于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8年又恢复了军衔制。下面就我所知道的我军实行军衔制特别是恢复实行军衔制的一些情况作简要回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便是由此而来。但不少解放战争时期的高级将领在1955年却没有授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36位军事家在1千多位将军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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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

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

因为党在解放前长期出于武装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所以建国初期的优秀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部分都是军事干部。而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需要优秀的干部主持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过程中,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33位军事家。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规定,我军从1955年9月起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批苏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军衔制”也作为反修、反资产阶级特权的一个标志,将其取消。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1965年6月1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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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基础上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过程中,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又确定增补3人为军事家: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这样,被称为军事家的共计36人。

军衔制取消后,我军军装都变成了“一颗红星、两面红旗”,解放军变成了“认人认职不认衔”的军队,干部、战士在军服上唯一的区别是干部服上衣为四个兜,战士为两个兜。在取消军衔制后的20多年中,造成领导指挥体系的诸多不便。战场上,当建制被打乱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吃过大亏。

不少解放战争时期的高级将领在建国后都转到军事以外的领域主持工作,比如华北军区第2兵团参谋长耿飚将军在建国后出任驻外大使,指挥塔山阻击战的程子华将军出任山西省委书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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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我军人员到国外访问,对方在接待规格上缺乏相应的标准,很不利于我们进行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对此,我深有体会。“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在军事学院工作,随萧克院长出国访问时就遇到了军衔问题。萧克是我们军事学院院长,我担任副教育长。到伊朗时,那时他们同美国关系很好,也按照美军的一套实行军衔制。人家接待我们时,就问我方人员,萧克将军算什么衔,属于哪个等级,我们不好回答。到巴基斯坦也是一样。我们出去同外国军队接触的时候,对方在迎接我们代表团时,双方都感到军衔是影响交往合作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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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许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

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根据这一提议,1982年初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正式作出了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由于长期在其他领域工作,这些转到其他领域工作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基本也就告别了军旅生涯,从军事干部转变为行政干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这些将领已经不再负责军队的工作了。

仅1955年至196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就有1614位开国元勋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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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将领中,享有“军事家”称号的只有36人,可谓凤毛麟角。那么,究竟谁有资格能成为军事家呢?依据是什么?

实行军衔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对我军来说,便于指挥,便于作战,便于管理。我军实行三化,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军衔制就是正规化的内容之一。实行正规化,就有必要把过去取消的军衔制恢复起来。第二,为了鼓励先进。因为有人会提前晋级,军衔作为外在的标志,可以发挥一定的激励作用。第三,便于国际交往。其他国家军队都实行军衔制,相应地我军有了军衔制,在国际军事交往时才比较方便。

军衔制是军队的相关制度,不能将其推广到非军事领域。因此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中央明确规定:已经离开军队的干部不授任何军衔。所以那些在建国初期离开军队的高级将领便没有授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二、评定以“大将资格”为基线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3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恢复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余秋里、杨得志、萧克、王平、朱云谦为召集人。领导小组共有10余位成员,都是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有20多人,都是从全军各大单位抽调来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西山。我当时是军事学院副院长,担任“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负责落实恢复军衔制的有关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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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6位军事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办公室下面设了三个小组,即军衔小组、文职干部小组和预备役军官小组。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就研究新的军衔如何设置问题。

一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5人,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

20世纪50年代,我军的军官军衔制实行的是四等十四级,现在恢复军衔制该设多少,为此我们去请示邓小平,最后确定下来是三等十一级(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将军衔设为三等十级)。三等就是将官、校官、尉官;十一级是将官四级(一级上将实际未授予),校官四级,尉官三级。邓小平定下这个原则之后,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分头展开工作。

二是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共20人。也就是说1955年被授予大将以上军衔的20名将帅全部入选。

首先是进行学习。学习我们原来实行的军衔制,还有现在各国的军衔制,把中外关于军衔制的材料拿来对比,综合起来研究。我具体负责授衔的条例编写工作,就反复研究思考:现在军委决定要实行军衔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条例来实行?我们以前有元帅、将军、校官、尉官四等,现在实行新的军衔制,怎样体现我军的特点,又要和世界接轨。到底什么人可以授上将,什么人可以授大校,什么人可以授上尉,等等。

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献身的高级将领,有11人。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我们认真地搞了些调查研究。我们办公室的同志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军各大军区、各军种、省军区、野战军,听取、吸收了部队广大官兵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三个组形成了三个材料,就是三个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条例》、《预备役军官条例》草案。编好条例,由上级批复之后,我们带着条例再到一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同有关领导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回来讨论,再进行修改,修改后再向军委上报。

可见,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是当代军事家的主体,而作为统帅和领袖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属元帅级人物。

兼任军职的地方党委书记不授军衔

1955年评衔时,毛泽东任党的主席、国jia主席和军委主席,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是大元帅衔的唯一人选,这也是众望所归。

草案上报之后,当时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年轻些的干部要求同职同衔。对此,邓小平明确指示,军职以上干部可以一职三衔。对一些年轻干部,德才兼备,他的职务可以高一些,军衔可以低一些,这样便于培养接班人。总部的领导,正职是上将,副职可以是中将,也可以是少将。大区级正职可以是上将,副职可以是中将,也可能是少将。这个原则对搞好内部团结,鼓励年轻干部成长发挥了很大作用。

只是由于他本人的意见,大元帅衔最终没有授。而周恩来、邓小平当时则是元帅候选人。

有一次,我们举行办公会议时,有两位较年轻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既然组织上想把年轻干部提拔起来,应该同老同志一样,享受同职同衔。当时,会议是由杨尚昆主持的,我就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服他们。我说,一些年轻的同志提上来了,提到军级的岗位来,他还有机会晋级的。我们写条例遇到这个问题时,以及后来授衔时做思想工作时,都用这个原则。余秋里后来曾提出,是否将这个原则扩大些,放宽点儿,放到师一级。大家研究了一下,考虑到放到师一级,可能还是有问题,最后就没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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